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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文章提交者：CLAS3749 加贴在 经济风云 凯迪网络 http://www.cat898.com
很多人不喜欢张五常个人性格，我1998年访问他曾教书的西雅图大学时，巴泽尔告诉我，张在西雅图教书时，巴泽尔和诺斯与张有一个小组，经常讨论产权经济学、交易费用，巴泽尔和诺斯都从张学到不少原创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对他却很有批评，说他不参加研讨会，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张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就离开研讨会。这种不礼貌的举动，使大家十分惊讶。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觉，我听了很多新古典边际分析的讲演时，也有同感，觉得是与实际毫无关系的纸上谈兵。但我绝不会象张那样拍案而起。
我对张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多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个桔子一个价，因为每个桔子味道、大小都与其它桔子略有差别。但实际上桔子顶多分三等或四等价，因为要精确定价有费用，所以市场与桔子定价的外部效果是测量费用和不精确测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间的最优折衷。
他关于合约、企业的观点非常有创见。斯蒂格利茨因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于佃租理论的1974年论文中，他指出原创性的思想来自张五常的关于佃租理论的论文。是张五常首先发现传统理论认为分成租佃合约无效率的看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佃农努力程度的不易测度和信息费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约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特别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法，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现，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般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解释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如张五常积极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不再读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张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谈经历时说：“信息经济学我是鼻祖”。这是真的，特别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费用，使分成地租成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个提出来，他之前所有经济学家都说分成地租无效率，所以要土改。张五常是第一个来推翻这种支持土改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因为佃农没有得到他的努力所产生的全部边际收益，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但是1970年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证明，当测度农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费用很高，且生产有不确定性时，我们会有风险分担和提高激励的两难冲突。当低产量出现时，从分担风险出发，地主不应该对佃户有很大惩罚，但从提供激励考虑，产量不高时地主就应惩罚佃户。而当佃农的工作努力很难测度，生产中的风险很高时，分成地租就是这个两难冲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个自由契约制度中自发产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种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张五常，1969）。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况。
张五常有一个缺点不虚心。别人虽然以他的理论为基础，但进一步发展变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来好。他不去虚心地学人家超过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风险模型讲得一钱不值，这我觉得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论，特别是诺斯从他那学了很多东西(诺斯曾于1999年在哈佛大学亲口对我承认了这一点)。张五常有外国人的劣势，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人，他们之间会有感情纽带，就象美国人崇拜肯尼迪的儿子，虽然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德，但因为从小一起长大，会有感情因素，这是我们华裔没有的。比如我回国，老一辈的人知道我是杨曦光，马上会有很多回忆，无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实际是二道贩子，把张五常的理论贩卖，还做了些具体的事情，靠此他出名了，张五常却因匿名审稿发表文章不顺利，干脆写些散文。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先天条件的差别。另一个是匿名审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审稿制度的标准来评判，张五常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他早期影响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几篇文章都是未经匿名审稿，由科斯邀稿的，包括科斯也是这样。
匿名审稿制度其实对新思想的产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难经匿名审稿杂志变成主流学派，科斯自己办杂志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办了法律和经济学报，张五常很多理论就是在那里通过邀稿发表的。
哈耶克的理论就是以书的形式先发表。实际上新东西都是在边沿地方产生。另一方面而言，张五常已经很幸运了，类似他这样聪明的中国人虽然不多，但别人哪有机会出头？科斯很器重他，对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经过审稿就发表。照说他的成就应该更大一些，如果他是一个英国人，象科斯。但也不能抱怨什么。有一些“事业钻营家”，在现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业做成功，很会写稿，在匿名审稿杂志发表记录很好，但文章内涵不够，原创性不可望张五常的项背。当然事业成功这也是一门功夫。这些人是成功的事业钻营专家，其实他们中很多人的东西不如张五常的思想，但他们总是贬低他。这也可以说是制度演进中的问题，科学演进历史中，一般新东西都在边沿产生，而不在中心产生。从内心来讲，我对张五常学术上的评价还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说，成为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源头之一，它的内生外部性理论，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和合约理论，后来都被米格龙(Milgfom)等人变成正式合约，企业理论模型，成了主流学派的一部分。1994年我访问斯坦福大学时, 米格龙告诉我，张五常1983年那篇关于合约和计件计时工资对他的企业和合约模型的影响。张五常的企业规模无关论在哈特的企业理论中也成为经典。笔者和孙广振等人也将其发展为超边际经济学模型。廖柏伟、张永生还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很多经验证据。象他这样成为主流学派三个文献(佃农理论、内生外部性、合约和企业理论)的原创人之一的中国人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对他的一些观点也有一些保留，一个是他要年轻人不去看文献，我觉得不对。他在这上面是吃了亏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风险模型看懂，再发挥和调整，那情况就不同了。不过象张五常这样对文献不重视，自己都能原创这么多新东西，的确是奇才。我也自认为有很多新思想，但综述文献后却发现，不少我想的问题别人早就做过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献，关起门来想，象张五常那样有原创性。
国内现在大多数人文献没读够，只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就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现在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当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读。我和台湾、大陆都有接触，这方面台湾比大陆好多了。象我的从台湾来的博士生刘孟奇、刘孟俊要做个题目，在文献综述上，对搞懂别人的实质贡献上肯下功夫，比大陆来的学生要强。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这个缺点。
国内误解张五常的有几种情况，一是薛兆丰的例子，把张五常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确的说法看得太重，例如张说过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但只要了解教科书中的标准结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对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为负的商品，如价格上升，真实收入下降。由于收入效果为负(收入越低买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买劣质商品)若收入效果大于替代效果，增加购买的收入效果，超过减少购买的替代效果，社会就会出现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张五常应该知道这些的，但他说这完全是人造出来的，数学推出来的，现实中不存在。中国可能有些人连教科书都没读过，却说没有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讲得振振有词的样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观点。当然张五常讲得有一定道理，象我们说的这个向上倾斜需求曲线的例子(基芬商品)没有很多思想在里面，无非是数学推出一个特别的例子。
另一些批评张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学派的文献，或只了解标准教科书上关于外部性的观点，不知道自张五常、科斯以来，主流学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内生外部性，各种复杂的两难冲突解释制度的复杂特点。
以内生外部性文献而言，米格龙等人将其发挥用来研究为什么企业内用计时工资，而不用100%的绩效工资。他用张五常的测度费用和不精确测度造成外部性之间的两难冲突的观点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绩效定工资，绩效难测度的事就无人做。例如只按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则老师只教对考试有影响的书本知识，不启发学生的原创性，使学生都成了考试机器。所以西方学校不准以学生考试成绩定老师的工资。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励强度与各种活动激励平衡度的两难冲突，有效折衷一般会以牺牲一定激励强度以达到各种活动中激励的平衡，也就是说，最强的激励不一定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须与合约中的排它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它条款一般是限制雇员兼职(一般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它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这种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员是很难拿绩效工资的，这是因为政府服务的绩效极难测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员工资一般不与绩效100%挂钩，但也严格禁止官员兼职，做到这一点当然以官员全职工资和福利比其它的职务待遇至少不会差太多为条件。
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人大代表制度，就可以看出它的缺陷。中国人大代表几乎全是兼职的，人大的职位没有使人不兼职的激励。美国人治理伊拉克，给政府官员(包括大、中、小学教师)的待遇高到以他们可以接受禁止兼职的合约为准。台湾的立法委月收入约80万台币(约合26万人民币)，他们是严禁兼职的。中国制度改革可能要从此做起。人大和政协代表要有足够的在职收入，不准兼职，才可能使参政议政专业化，水平才能提高。台湾正是由于立法委员有足够收入雇研究助理，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将对修宪、公投立法问题议政水平大大提升。那么多不同观点的立法委员，每个都雇几个专职研究助理，很短时间就把世界各国修宪、立宪、公投立法的成例和经验教训搞得一清二楚。
中国也要将人大、政协改造成独立的体制内的参政议政实体，使体制内的参政议政专业化，对体制外的反对派有竞争力，或能为专业独立参政议政提供一个体制内的平台，才能使中国政治体制合法化，长期稳定下来。为达此目的，大概要从改革人大、政协代表工资制度(大幅提高其工资和可动用雇助手资金)及严禁他们兼职做起，这才可能使人大、政协向选民而不是行政当局负责。美国宪法严禁国会议员、行政当局官员、司法机构官员互相兼职，也严禁他们在其它机构兼职。
张五常原创的这种内生外部性理论，现在被主流经济学家(如Holmstrom)发展成复杂的数理模型来研究监狱、邮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务可以私有化。一般结论是，测度绩效费用高的服务，且不能通过私营公司适当将此服务与测度绩效容易的服务捆在一起买卖时，就不宜搞私有化。
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对张五常的原创地位也不了解(张五常由于不跟踪新的数学模型，他自己对此也不熟悉)，加上张五常有时喜欢自我夸耀(大多并不言过其实，虽时有过头的地方)，有些人就对他的即使是真实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国内学界要改变这一状况，还要老老实实从读现代经济学文献做起。
我认为张五常的长处是他思想的深度。张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别好，按以往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有时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他的最大缺点是处不好人际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最近的逃税案)。但我却非常惊讶，在西方制度下，这种独立特行的中国人居然有机会脱颖而出为世界经济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贡献。我想在今天香港学术界，这种事是再难出现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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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而且不是两眼就看的完的。
留着明天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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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可能发生的走势，只有想象不到的走势。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要用历史的胸怀去体味世界，使自己省察内心，进而辛勤劳作！
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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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写到:
太长，而且不是两眼就看的完的。
留着明天享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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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留明天享用，现在先享受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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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的理想交易是一种程序，它不断放弃无效的概念，而不是盲目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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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和周正毅有什么不一样
2004年08月03日 07:33:17
李嘉诚号称华人首富，周正毅号称上海首富。
李嘉诚和周正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李嘉诚出身小职员，周正毅出身棚户区；
李嘉诚卖塑料花起家，周正毅卖馄饨起家；
李嘉诚靠炒地产完成原始积累，周正毅靠炒卖烂尾楼一鸣惊人。
李嘉诚和周正毅都是个人奋斗的典型，不同的是发迹之后，李嘉诚成为财富的榜样，而周正毅成为问题富豪。
周正毅为什么拥有和李嘉诚同样的起点，但却不能拥有和李嘉诚一样的终点呢？
刘梦熊是香港京华山一国际投资公司的首席顾问，和李嘉诚打过交道，也和周正毅打过交道。
2002年李嘉诚旗下的长虹生物科技公司要上市融资，当时长科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才几十万港元，根本就不盈利，但是股票发行时还是获得了好几倍的认购。为什么？刘梦熊说，因为香港人相信李嘉诚的信誉，相信跟着李嘉诚投资不会吃亏，李嘉诚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几乎就在同时，周正毅找到刘梦熊让他帮助收购香港的壳公司，刘经过多方调查为周找到了一个拥有几亿现金的干净公司“上海地产”，事成之后周正毅却赖掉了几千万的佣金。刘梦熊对周正毅的手下说，告诉你们老板，这样没诚信，注定要完蛋。
刘梦熊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中国人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资本市场上，诚信就是青山，资金就是柴，只要诚信在，不怕没资金，而且钱找人越找越多，人找钱越找越少。
李嘉诚决定在伦敦以私人方式出售他持有的香港电灯集团公司股份的10％。计划过程中，港灯即将宣布获得丰厚利润的消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马世民马上建议他暂缓出售，以便卖个好价钱，但是，李嘉诚却坚持按原计划出售。李嘉诚说，还是留些好处给买家好，将来再配售会顺利点，赚钱并不难，难的是保持良好的信誉。《远东经济评论》对此发表评论，非常精辟的说，“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名声”。
李嘉诚的故事太多太多，这里引述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同样的故事在《李嘉诚经商自白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在水皮看来，在这位华人首富领先商界的14个强项中，做人是李嘉诚最强的项目。同理，李嘉诚最看重的生意秘诀就是一个字，“信”。当然，所谓的“信”不是抽象的，必然与对他人的“诚”分不开，诚信结合，即为“义”。李嘉诚坦言，以往99％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现在也会谈生意，约1／3谈生意，2／3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为什么，为世才是大学问，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李嘉诚对自己是这样，对李泽钜和李泽楷兄弟也这样要求。
“沙地里长出的树再怎么扶也扶不起来。”对于商人而言，如果从小没有养成遵守信用的习惯，那么就不可能取得别人的信任，生意也就很难做。李嘉诚曾戏言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因为他觉得自己不会骗人，不符合中国人无商不奸的标准，令人感叹的是偏偏是这么一块“废料”做成了全亚洲独一无二的大生意。
很多人羡慕李嘉诚，学习李嘉诚，出版商也围绕李嘉诚大作文章，市面上李嘉诚的经商之道出了一本又一本，文章都做在李嘉诚致富术上，达人解析的《李嘉诚经商自白》却围绕做人作文章，让每一个普通的读者都能从中和李嘉诚产生共鸣，从李嘉诚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增加自己的信心。
做人什么最难？做人最难的是不做加法做减法。李嘉诚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拿11％也可以，但是如果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这段话被印在书的封底，其中也可看出编辑的价值取向。
李嘉诚和周正毅有什么不一样呢？
最大的不一样其实就是做人。如果说一定要作个形象的对比话，那么，同样的利润，李嘉诚可能只要应得的90％，周正毅要的就是110％甚至150％。周正毅缺钱吗？他不缺钱，但是他最终还是栽在钱字上，根源就在于“贪”。
“重信诺、重诚意、讲义气、宽待人”，这样的李嘉诚是生活中的李嘉诚，最适合普通人学习和模仿。（水皮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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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总是别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这个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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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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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主要他还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抓出关键的问题。他的直感比传统边际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了解真实经济世界，与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从书上讨生活的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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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知道这一点就不该有上面的那种评论。
可见作者也是够矛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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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上学时老师给讲的都是科斯的经济模型。
张的没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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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妹子何以选这篇文章来看呢？
你看后内心是否隐隐的有某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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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没兴趣了解张五常。
不过通过这篇文章却是明白了。
偶也理解他为什么不读文献就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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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水皮也就是耍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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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贴日期: 2004-8-03 13:01 | IP 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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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的经济学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学得不够好，或是数学学得不够，但他根本不理会人家这些东西，完全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他认为关键性的东西。比如他批评外部性效果，评论得多好，说到处都是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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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人无完人。一个直觉很好洞察力很强的人往往不喜欢呆板的数学模型。人是有个性的，因此无法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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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写到:
| 这个水皮也就是耍嘴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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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写到:
薄荷妹子何以选这篇文章来看呢？
你看后内心是否隐隐的有某种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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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想听听窈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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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经济试题一则
作者：阳顶天
时间：2004-08-02 09:07
张五常：经济试题一则
朋友，你是经济学博士吗？让我出一条浅试题考你一下吧。题目是：如果政府补贴（subsidize）农植，农产品之价会上升还是下降呢？所有课本或理论分析都说农产品之价会下降。你当然知道这个答案，知道是本科一年级第六个星期教到的。但你会想，张五常是个怪人，思想无奇不有，必有怪招伏着，那就答农业品之价会上升吧。你敢赌一手吗？理论逻辑何在？
不久前北京开始补贴农植，而市场农产品之价竟然明显地上升了。这个怪现象把我难倒了一个小时，而我要多加一个小时才搞通其他细节。要我花两个小时才能找到满意答案的经济试题不多。不肤浅，也使自己感到宝刀未老。让我从思想过程说说吧。
破案的提点，是北京补贴农植只补贴种小麦与玉米，以种植的土地面积算。开头我很蠢，要到一个小时后才想到政府补贴小麦与玉米，不少农地的使用会转到小麦与玉米这两方面去，从而使种植其他产品的土地减少了，所以其他产品的价格会上升。多加两分钟，我推出在均衡点上，调整了不同农产品有不同的耕耘成本后，其他农产品的市价净回报，会与小麦及玉米的市价净回报加政府的补贴相等。这均衡分析不是本科生的第一科，而是第二科。
困难是第三科，跳到博士后的学问，我要多想一个小时。耕耘土地减少的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但受到补贴的小麦与玉米的价格理应下降。这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一升一降，农产品价值的整体应该是上升还是下降了？其二是在上述的不可能错的均衡点上，小麦、玉米及其他农产品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如果小麦与玉米之价下降很多，那么加上政府补贴，净回报可能上升很少，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微不足道，不会有今天见一箭双雕的明显上升。
多想一个小时的答案，是这些年中国进口小麦与玉米，而今天补贴种植后还要进口。这样，小麦与玉米的市价是进口的国际价，不会因为补贴种植而下降。于是，均衡点说，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以每亩的净收入算，会等于小麦与玉米的政府每亩补贴。
这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不湛深，但从事的人思考时要懂得转弯，要有弹性地从不同角度多方考虑。有时要拜我为师，用上我发明的推到尽头的夸张幻想：如果政府补贴一千万元种植一亩小麦或玉米，不准其他农产品进口，那么除了小麦与玉米，神州大地的老百姓不会有其他可餐之物，其价格为何电脑也算不出来！
政府补贴可以为祸，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提出了一项前人没有说过的祸害：物价可以因为补贴而不减反加。不是怪论，是逻辑坦然的。
说过多次，因为重要这里要再说。中国的发展要以工商业为重，但农民生活的改进非常重要。一石二鸟的办法，是鼓励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美国地多人少，农民只占百分之七的人口，自供后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中国的农民是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以补贴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尽补所有，中国也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国家。美国的一家四口的小康农户，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中国的农地分配，以个人算微不足道，不转移工商业的有利阵地，农民的小康遥遥无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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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世界第一弱智
草庵居士
自从香港学者郎咸平先生关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评论引发了中国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改革的更深一层次的争论后。我接到了数十封朋友的来信，其中有美国，日本和澳洲的，但更多的是大陆的学者和记者。其中有些比较熟悉的大陆编辑希望我能用匿名的方式写些评论。面对对于相当多的读者朋友，我不能每封信都回答，但这次我是几乎都有回信。一位中国朋友在接我的回信后又给我回信说：“老草，你又可以嘲笑中国经济学家了”
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学者是勤奋的。但是因为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能将政治和社会因素柔和在其中。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的极大不同。海外学者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而西方经济学无论其何种学派都是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之上，所以，他们没有制度和社会上的问题。而中国因为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问题研究一直是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当制度和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研究经济问题就面临着社会与制度的这个不可回避的基础问题。而中国目前的政治状况又没有言论自由。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只能单纯地用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就如同中餐厨师要用西餐调料来制造纯粹的中国美食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偏偏中国学者不甘寂寞，硬要用西方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与政治改革，这就更加可悲和可怕，其误国之深也就远超常人，由此可见这些精英的国人是多么的弱智。
当今出现的郎咸平与“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争论，更显示了中国人，特别是精英们的弱智。在我看来，郎先生提出的问题无非是中国如何私有化，在什么条件下私有化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回答的跑题不说，简直是驴头不对马嘴，干脆讲到了中国是否定私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私有化和私有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不久前，我曾和..三位高层官员交流，在我的感觉中，在中国，从上到下，各个阶层都没有否认私有制问题。.....甚至讨论过土地私有的问题。中国逐步完善并全部实行私有制几乎是全面的共识。而郎先生提出的如何私有化与中国施行私有制制度根本就是个微观与宏观，战术与战略的问题。这两者有联系但却不是同一问题。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怎么就看不懂郎先生用中文表达的思想呢。难道“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真的如此弱智？
我很奇怪，经济上的微观管理，在中国怎么就变成了如此重大的原则问题。更奇怪，海外经济学者或管理学者对中国的观点怎么就如此的一致，而“失语的中国经济学家”也竟然如此的一致地弱智？
随着时间的发展，我相信，中国施行私有制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全国的共识，但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施行私有化，这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郎先生提出的问题不过是经济学及管理学中最基本的常识，任何政策及制度的建立都必须要有个基础，这最基本的基础就是公平和法律。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的是，在经济学家讨论和争论的时候，中国的法学家一直是处于“缺位”的状态。尽管中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为龙头发展起来的，但在中国改革开发的初期，政治与法律的改革并未完全缺位，至少在八九年前是如此。但在今天，政治改革的缺位，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中国整个社会新的危机的形成，用中国经济学者钟伟先生的话称：“危机向上集中”。
朗先生的言论在中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炒作”问题。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内学者明知道问题所在的真正原因，而不愿意，更不敢去谈。反而指责郎先生在“自我炒作”。我并不完全赞同郎先生的全部观点，我也看到了郎先生在回避问题的实质，这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上对经济问题的制约。但，毕竟朗先生揭开了中国私有化过程中的一个毒瘤。这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缺乏法律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改革情况下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和不公平的私有化问题。任何正常的社会所追求的都是一个公平合理与法制的社会，但在中国，一切法律公平都被所谓的“高速经济”增长所掩盖，经济和效率是..的遮羞布，是政权的合法性的保护伞。但同时也成为了一些精英的利益保护伞，一个怯懦的精英集团劣等品质的遮羞布。尽管中国的产权改革很重要，我们不能否定中国私有制的必要性，但公平的进行私有化不重要吗？难道这就不是我们学者需要研究的改革“路径之一”吗？
偷换概念是中国人自辩的常用方法，强调一面的重要性，而忽视另一面也是中国人自我膨胀的内心平衡方式，更是掩盖自己虚弱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些学者和官员强调：“只有打破私有制障碍，全面实行私有制才能冲破政府管制，保障未来中国发展”，也有学者提出：“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是改革路径的选择，这是个用最小成本让中国转型的方式”。但我想问各位一句：“当中国社会因为巨大的贫富分化的时候，谁能保证中国不出现巨大的社会动乱，谁又能保证现在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是最小的？难道..自四九年开始的集团掠夺转变成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掠夺就是社会成本最下的“改革”，就能保障中国不会出现拉美化？
如果大家能真正地考虑一下每个人的自身利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愿意自己的财产被别人掠夺，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国人的反映，自欺欺人的中国人难道不是弱智？
在十年前，俄国开始了公平的私有化过程，中国的学者和官员看到是什么？是一个丑陋的国家，尽管我相信中国人的智力，但我看到却是中国人的短视和无知，是世界第一的弱智。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看到俄国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为中国人的无知和弱智感到惭愧？是俄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成功地转型了，还是中国人用最小的社会成本转型了？是俄国人失败了，还是中国人成功了？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思？为什么不惭愧？当俄国毫无负担地成长前进的时候，中国人在干什么？我看到的仍是理论上的争论，私下的毫无道德的掠夺。一个全世界都少见的“豺狼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看看俄国的情况是如何的。
1999-2003年俄国ｇｄｐ累计增长29.9%，其中，2003年ｇｄｐ总值达到13.3万多亿卢布，合4652多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7.3%，合人均3200美元，若考虑到公认的超过25%的影子经济情况，则俄国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应在4000美元之上。在衰退过程中受打击最重的工业部门近年表现出了较强的复苏势头：1999-2001年俄工业累计增长了约27%，其中，机械工业增长了50.8%，石化工业增长49.5%，轻工业增长42.6%，森工、木材加工及纸浆增长32.1%，黑色冶金工业增长34.9%，有色工业增长33.1%，建材工业31.5%，食品增长28.5%。2003年工业增长率达到了7.3%，其中，新兴产业，如电信业超过42%。农业形势出现明显好转，近5年农业产出年均增长4.3%。 出口快速增长，2003年俄外贸总额首次达到2108亿美元，同比增长25.3%，顺差596亿美元，增长28.7%。国家预算状况良好，从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预算顺差，2002年达到49亿美元，而2003年又增加了74.5亿美元，节余全部进入国家财政稳定基金，为偿还内外债提供了有利条件。2003年，俄国在支付了173 亿美元外债之后，黄金外汇储备由2003年年初的478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初的840亿美元。俄外债余额也从1999年高峰时的1600亿美元下降到2003年底的1190亿美元。这样，2003年俄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7%，远低于国际上60%的警界线标准（中国约为40%），比欧盟成员国的期望值还低一半。近年俄国证券市场市场发展良好，2003年俄国证券市场增长了54%，超过西欧所有证券市场的增长速度。社会投资增长升温，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达12.5%，比2002年的2.6%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表明俄国企业家对生产部门的投资信心大为增强。资本外流明显减少。据官方统计，2003年外逃资本仅为29亿美元，低于2000年的250亿美元、2002年的80亿美元及近10年来年均200亿美元以上的外逃规模。同时，还出现了部分外逃资本回流的现象。从2002年美国、欧盟分别正式承认俄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到2003年9月在美国权威的a.t. 科尔尼咨询公司根据全世界企业家所作的投资信心调查排名，俄国在世界最具投资吸引力国家的排名由2002 年的第17 位提升到2003年的第 8 位，首次进入世界最受欢迎的10大投资地之列。西方商界不仅开始议论“俄国经济现象”，而且，开始大举进入俄国这一新兴投资热土。可口可乐、肯德基、ikea、lg、三星、bp等纷纷扩大对俄的投资。近两年俄国吸引外资明显加速，到2003年底，俄国累计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550亿美元，其中2003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5亿美元，同比增长62%。通货膨胀率从上年的15.1%下降到12%，预计2004年将下降到10%以下。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近几年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的情况已经基本杜绝，在2000-2003年的4年里4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退休金平均提高90%，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0%，2003年居民实际货币收入增长达到14.5%，为同年ｇｄｐ 增长率的2倍，全国居民平均月工资由1992年的22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193美元，居民银行存款总额在2003年一年内翻了一番。近四年全国失业率下降了近40%，失业人数由1998年857万人下降到2002年510万人，其中，莫斯科市2002以0.6%的失业率成为世界失业率最低和没有罢工的首都城市。全俄贫困人口由1992年的5020万人下降到1998年3480万人和2003年的2900万人。消费水平快速提升，据2003年9月所作的俄国居民消费能力的社会调查，拥有彩电的家庭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03年的89%，拥有微波炉和电脑的家庭从2%上升到10%，拥有录像机的家庭从5%上升到37%，拥有汽车的比例从17%上升到22%，新兴it产品销量激增，如手机销量在2003年一年内增长了一倍，绝对增加量在中国之后居世界第二。
吃惊吗？在吃惊之后中国的读者应该注意的是，这里的统计数据是全俄国百姓，而不是中国统计资料中的排除了中国广大贫困农民的城镇人口统计资料。
中国和俄国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在一个时代上进行了改革，甚至中国的改革还早上俄国十年，但为什么出现的结果不同呢？这是不是路径选择的问题？。俄国为什么会改革成功？这就是因为俄国人更注重未来的结果，在改革中实行了更公平的人人有份，人人平等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是中国的独裁统治下的强盗掠夺式私有化方式。同样是要改变国体，同样是要施行私有制，为什么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不能采取俄国的方式？为什么就不能使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完成？从这点上看，中国的人有什么资格去嘲笑俄国？难道香港的朗先生提出的问题不正确吗？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又有什么理由来反对郎先生的指责？
我曾数次与中国官员（包括最近一次与一位最高层官员）提出过中国解决私有制过程中的私有化问题。我个人的建议很简单：“用一年的时间，先将全国土地矿山，国有财产及国有企业进行详细的统计，然后发行金融凭证，平均分配到中国每个人手中。并允许这些金融凭证自由交易，可以在股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愿意投资企业的人可以收购这些金融凭证去收购国有土地和企业，愿意换回现金的人可以将这些凭证自由交易换取现金。”通过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国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全面私有化，私有制也会顺利完成。整个中国经济就会全面持续发展。不愿意购买企业或土地的人将凭证转换成为现金可以促进“内需”，也会调动中国整个经济的大发展，而有能力的人可以将国有企业公平的购买，成为真正的主人，也会将企业发展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矛盾就会减少。政府由经营型转型为管理型，不仅可以减少百姓对政府的敌意和矛盾，更有精力和财源去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也使得中国政府彻底摆脱集管理者，经营者，仲裁者于一身的尴尬境地。而这时候，政府才能更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才能更准确地进入国际社会来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也更可以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整整个社会的失衡。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信任危机，金融危机才有可能得到缓解和解决，政府才能摆脱各种利益集团的控制建立公平合理的司法制度和社会政治体制制度。
我说中国人弱智,很多人会觉得无法忍受，但弱智确实是存在。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是否能在中国现行制度下治理好，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很多中国学者及官员都是极具信心的。正是这些信心，才有了朱穃基先生的三千亿人民币的“三年国有企业解困”。才有了众多的政策倾向来帮助国有企业，让中国股票市场成为一个充满血腥，没有道德，没有信用，没有公平的“圈钱”机构。
无论海外还是大陆，很多人对大陆的建设赞不绝口，并用大陆的建设奇迹来反驳海外学者的观点。其中一些貌似公允的观点更是极弱智。
其实，我们只要注意观察一下大陆的真实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大陆中央政府已经和地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割裂，而这中严重的割裂就是因为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所造成。中央政府一方面不敢得罪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买中央政府的帐。尽管，大陆中央政府极力树立权威，用强力的政治资源来维护中央权利，但实际上，地方割据早已形成，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形成了一种另类的“联邦”体制，但可怜的弱智们竟连提都不敢提，相反却要大加批驳，掩盖真相。地方与中央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博弈是不争的事实，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及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资源竞争也愈来愈强。国中之国也越来越多。而对联邦理论的压制和实践上的阻碍，势必将在未来对中国整个统一形成巨大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在早期研究“联邦制”并在各个经济区域研究试行，这对整个中国经济促进和保障未来的同意不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回避问题，就势必引发激烈的行为，离心运动就会在未来某些时间里，某些地区里，因为利益问题而爆发。而这种爆发就会引发全民族的暴力战争。
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都对本人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并将导致中国四分五裂敢到不解，甚至国内的学者和官员也颇有指责。大多数人的观点几乎都是：中国是....，中央独裁。地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势力来与中央政府抗衡，中国也根本不具备联邦制的基础，地方政府更不可能发生独立事件。
事实上如何呢？
如果我们从历史上看..的改革，我们会发现，..的改革是处于被逼无奈的结果，当年..决定改革，邓小平先生曾宣布：“中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不改不行。”这个宣布实际上已经对中国未来的改革进行了定位，这就是要改变中国崩溃的局面。从那时候的改革起，..的所有改革举动都是围绕着如何摆脱困境着眼，无论是价格双轨制还是对外开放，都没有从问题的最根本处着手，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体制和私有制问题，而是大力修补，维持..现有体制。以丢包袱为改革的重点，将负担转移到百姓身上，政府减轻负担。诸如此类的改革体现到百姓的身上就是物价上涨，社会保障，退休体系，公费医疗体系的全面崩溃瓦解，教育体系的全面商品化，义务教育全面泡沫化。而在另一方面是原来..承诺的公费住房等制度也在商品化的口号中全面瓦解。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中国转型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转型的成本。但实际如何，如果是真正的社会转型，当..取消了当年对百姓的承诺，另一个面临的问题就应该是将全部社会共有财产平均分配给百姓。而以改革和转型需要成本付出为理由，无理地取消自己的承诺，而又不将原来由百姓共同拥有的财富交还给人民，很显然，这是极度的不公平，是对百姓利益的极大侵犯。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改革和转型，是一种欺诈和掠夺。正是..在改革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真正地考虑百姓和人民的利益，所以，自..改革至今，对人民的欺诈和利益侵犯一直是..改革的主题。而所谓的渐进型改革，不过是某些利益政党和集团对自己不当得利的漂亮掩饰。
从另一个大家关注的例子看，中国的股票市场从高速发展到今天的穷途末路，其每走的一步都无不是掠夺和侵占，这个世界上最无耻的圈钱市场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股民的任何利益。他的建立的最初目的就是解决资金，搜刮百姓的利益。最近出现的德龙倒闭事件，正是这个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制约的社会的必然牺牲品。但另人惊奇的是，这个崩溃的私人企业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挽救。为什么呢？德龙企业并不是金融企业，如果是金融企业，海外国家也会由政府出面挽救，因为他牵涉到了百姓的利益，但中国的德龙企业并不如此，可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以政府信用来挽救他？这其中就是因为，政府的利益已经和德龙企业密不可分，德龙公司的倒闭将要引发全国的金融危机，这个连锁性的反应将引发..政府的倒台。利益，还是利益在其中起作用。..这个政府行为之恶劣更将在未来引发更多的问题。..用政府信用和资金来挽救一个倒闭的私人企业，实际上已经违反了中国的司法，更是置百姓利益而不顾，更可怕的是他向全世界都宣告了一个事实：只要你有胆量，能将..政府脱下水，无论你是守法还是违纪，无论是你是贪污还是浪费。政府都会毫无原则的用公共利益和财富来挽救你，因为你的倒闭已经可以影响到了一个执政党的安危。只要你有胆量，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你就可以成为丛林中的一只笑傲江湖，无所不胜的豺狼。
大约在数年前，德龙公司的一位高层主管在美国与本人聊天，本人曾对其做法和设想提出警告：“在中国没有具备全面的法制情况下，你们的这种设想很好，但未来的急速扩张将导致必然的公司倒闭。”各位想知道当时这位得龙主管是如何回答的吗？这位主管说：“做大，再做大，只有我能将当地的所有银行和大企业都牵连进去，我就会平安无事，你找银行借一千万人民币，你是孙子，当你借了一百亿的时候，你是爷爷。你有任何问题，政府都会保护你。如果我能借到一千亿，中央政府就不敢让我倒闭。”多么可怕的言论。但不幸的是他讲对了，当德龙崩溃之后，这家企业果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央政府愿意透支政府信用。这在全球都举世罕见。
我不得不指出，朗咸平先生的文章并没有全面指出中国的问题，我不会责怪郎先生。但..自己本身是否阻碍了社会发展，这并不是什么弱智的问题，这是每个中国学者，官员和百姓都能看清楚的问题。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失语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偷换概念的狡辩者”。怎么会有这么多语焉不详的弱智？
网络上曾有一位长期反对我观点的从美国返国的海归－“不争论”先生。就是这位先生曾写了一篇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这就是他用数据分析了中美之间的税务比较，用事实说明了..政府是如何说谎的，如何横征暴敛人民的财富。同样，在网络上也有人用数据说明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如何圈钱的。国有企业是如何在这个“股票市场”上公然的骗去了百姓的利益。
曾与一位中国某地政府官员谈话，这位当地政府首脑对我说：发展房地产业是我们当地政府的首要任务，也是维持当地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而维持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位官员的话，只是觉得这位官员如此重视房地产有些过分，因为房地产泡沫化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影响将是危害极大的，而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而政府介入这个私人投资的领域并运用政府的机构，警察，法院等来实行房地产发展更是问题重重，也是十分不智的举动。特别是在当前，中国上访人员因为各地拆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趋增加，当地政府再搅入其中更是危机四伏。
后来，我在应李斯特基金会邀请演讲，在准备资料时，我忽然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收入与其支出相当不符，地方财政收入不及支出的十分之一。地方政府有大量来源不名的资金。而这个资金正是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这个现象让我很是困惑，我搞不懂为什么在中国这个独裁的，强力的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国度里会有如此的联邦性质的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是如何获取的这些“意外之财”呢？
经过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房地产竟然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出卖资源和土地是地方政府获取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也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主要资本。
或许有些读者会感到奇怪，你这是在谈什么问题？这与中国人弱智有关系吗？
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几乎都有一个困惑，这个困惑也是上面的问题。但更多的中国百姓则对当地政府的建设感恩戴德，认为只要当地领导人能将当地建设好，就是一位好的领导。而当地领导人也是如此，建设好的城市或乡村，就可以显示政绩，成为升官的途径，也是证明个人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但当地政府进行城市或乡村建设都需要资金，愚蠢的当地政府领导人是靠向百姓摊派来敛集资金进行建设。而聪明的地方政府则是利用政府法令和法律漏洞出卖土地和资源来进行当地的建设。而越是出卖土地多，出卖资源多，就越有资金，越有政绩。越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而至于未来如何向百姓交代则根本不考虑。
怎么会是这样呢？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土地矿山，国有企业名义上都是公有的，但管理者却是政府，百姓对这些财产不仅没有拥有支配权，甚至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而中央政府因为各种原因无力管束地方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法律约束和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需要尽力从地方政府收取更多的税收，而地方政府要建设，官员要升官又要看政绩。所以，出卖当地土地，资源，企业就成为了当地政府的主要的预算外的资金来源。而这个来源又由于没有公平的交易制度，贪污腐败由此产生。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的政府开支和建设，就不得不鼓励和纵容当地司法部门和政府机构去支持私人的赢利性的房地产去拆迁，政府利用出卖拆迁土地的差价补充政府资金，而房地产商则利用政府的支持和官商勾结去获取更多的利益。同时，高价房屋又将民间资本回收回来，为..政府的奢侈和浪费支付成本。这种变相的掠夺是多么的巧妙。这种官商勾结的模式已经成为了..政府目前的普遍模式。广大的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保护可言。拆迁上访就成为了..政府的又一主要风景线。
胡温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表面上是经济调控，实际上对地方政府的宣战，但可悲的是，最后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团结一致抵抗中央政府，该调控的得不到调控，相反，地方政府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土地，矿山，国有企业等资产的出卖。据沿海某省官员称：“我省已经不再有任何国有企业。”而首都北京更是垮出了“改革”的一大步，在..调整土地转让政策之前，已经将北京四环路之内的土地全部出售，一年的土地出售量相当于前十年的土地出售量。
可怕吗？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尽管这样，中国的百姓和学者，都没有站出来，没有任何人对这样荒唐的事情讲出真相。无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是以一种末世的心态面对中国，没有任何人去考虑百姓的利益，更没有人去考虑未来，更不考虑中国人的子孙问题。
土地，矿山，国有企业被出卖了，但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当这些全中国的国有资产都被出售光的时候，政府还要出售什么？中国人的子孙如何生存？“一心为民”的..有什么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吗？百姓和学者中有人在考虑这些问题吗？难道中国人不是弱智吗？
几十年的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个成就是用几代人的代价换取的，是全体中国百姓甚至是未来的子孙后代的代价换取的。这个表面上的成就掩盖着一个巨大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是为了百姓的未来幸福，还是用未来换取眼前的虚假繁荣。是要强盗式的掠夺还是要公平的交易。
弱智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但中国人确实是如此弱智。面对残酷的事实，我没有看到任何有实质上的反抗，中国的学者和官员仍在大言不惭地以改革开放不能变，私有制不能停为借口来掩盖另一种私有化过程中的不公平。掩盖自己作为利益获得者的伪善。
面对现实，我站在了朗咸平先生的一边，我仍然想问国内的学者和官员，坚持私有制和坚持私有化过程中的公平性有矛盾吗？难道为了完成私有制转变就一定要让私有化过程不公平吗？只有这样才是改革的社会成本最小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这样的弱智问题难道学者官员们不懂吗？
我相信任何弱智的学者和专家，甚至弱智的百姓都知道，一旦改革中体现了公平，一身充满掠夺性的..就无法生存，失去了财政基础，..及各级官员政府就会在一夕崩溃。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放弃掠夺吗？
如何进行中国的改革，什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目前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他是利益集团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经济资源的掠夺。是对全中国百姓的盘剥。当我们只有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全体中国百姓能够在公平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财富分配的时候，这时候的中国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希望。
一位哲人曾说过：“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最聪明，嘲笑别人是傻瓜的时候，这个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瓜”。我们可爱的中国人，想一想吧，中国人为什么会弱智？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我的一位读高中的晚辈看过后对我说：“你写文章给弱智看，你也不是个弱智吗？”
不错，我知道自己是位弱智，正是因为自己的弱智，才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中国这个全民族的弱智打交道。我知道，我是华人，是世界第一的弱智集团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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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基尔教授对话博时基金（全文)
投资大师麦基尔教授对话博时基金（全文）
10月18日下午2-4时，投资大师麦基尔教授对话博时基金。嘉宾简介:
麦基尔教授(Burton G.Malkiel)：是畅销书《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华友银行的讲座教授，本书的第八版于去年四月份发布。
麦基尔教授长期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是经济系系主任。他也曾作为耶鲁大学组织学院院长，以及管理学讲座教授。曾任美国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及史密斯巴尼、先锋集团、保德信人寿等公司的董事，支持随机漫步理论(Random Walk), 相信效率市场假说。他目前是美国哲学协会投资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金融协会主席，美国经济协会成员。
麦基尔教授同时也是另外八本书的合作者，最近的两本分别是和梅建平教授合著的Global Bargain Hunting: An Investor’s Guide to Profits in Emerging Markets，以及和R.Evans合著的The Index Fund Solution。他拥有哈佛大学本科和工商管理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并从史密斯巴尼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梅建平副教授：现在美国纽约大学NYU金融商学院任教。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到普利斯顿大学进修，普利斯顿大学毕业之后就到纽约大学进行金融研究，研究的课题有资产定价模型，后来又转到房地产研究，最近主要研究成果是在新兴市场的投资研究方向。
李全先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1988年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同年进入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1991年进入正大国际财务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资金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1998年5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督察员兼监察部经理。2000年至2001年，在梅隆信托的伦敦总部及其下属牛顿基金管理公司工作。2001年4月，回到博时任副总经理，主管公司投资业务。2003年，主管公司运作部门和市场发展部门。李全先生注重风险控制，倡导规范管理和标准化运作，对博时的规范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在新华富时指数委员会担任委员。他分别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杨锐先生，199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部策略分析师；2002年10月起兼任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经理助理；2004年6月起担任研究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策略分析师。杨锐先生是博时《投资策略报告》的主笔。
梅建平、杨锐谈A股市场能不能投？
李全：下面我开一个头，提一些问题，我们一面聊着，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对梅教授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一期的策略报告正好是对A股市场做了一个国际化的比较，梅教授也正好在A、B股的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通过你的研究，站在国际化的角度讲，您觉得A股市场能不能投？
梅建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这样看，一个资产或者投资的一个工具，是不是值得投，这里面有两方面。一个就是从今后的现金流的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投资折现率的角度，也就是风险的回报可不可以。我想从A股市场角度来说，长期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我想这里面主要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对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是比较看好的话，我想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想对答案是肯定有几个必要条件，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中国公司特别是一些发行A股公司治理情况需要有所改善，也就是说公司的管理层要更注重怎么使得公司为中小股东和大股东创造利益，创造长期稳定的回报，这一点是需要比较关注的。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必须肯定的答案，我想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来说，应该是中国会在今后10几年、20几年，中国经济真正能够回到中国经济在19世纪初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在世界经济总量曾经占到30％的水平，按照目前的水平在3％到5％的水平。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还是很大、很大的。如果这种经济增长的潜力能够变为现实的话，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世界一级的公司。在现在目前经济起飞刚刚开始的时候进行投资，我想经济长期的回报应该是很看好的，这是一个方面的观点。
另外一方面的观点，就是看看说折现率，也就是看中国公司回报和风险之间的比率是不是比较合理。这方面我想从中国投资者角度来说，投资其他的机会情况怎么样？A股目前作为一个投资工具的话，目前是面临一方面其他的投资工具逐渐的面向市场，比如说房地产作为比较好的长期投资工具，因此它面临房地产作为理财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债券市场逐步的发展，将来可能对A股市场定价也会产生一定的压力。短期来讲，我可以用经济学家常用的托词，短期的话是很难以预料，长期还是比较看好的。
杨锐：在座都是财经界的记者，大家一定有印象从去年到今年中国A股市场国际化其中有一条就是投资理念的国际化，同时对美国金融史、证券史的回顾。去年中国A股市场出现非常流行的词汇，在座的记者朋友都知道，“漂亮50”。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在美国当时的情况下，出现“漂亮50”的原因，和最终到90年代发展的情况。
Burton G.Malkiel等谈投资者保护问题
媒体提问：我想问两个比较专业性强的问题。在上市公司进行分红的时候，都采取除权的方式。在进行除权之后，在股价不继续下跌的时候，也是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仅是跟分红之前一样，再加上扣税之后，投资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收益，反而是亏损，这种真实的现状和分红的初衷是否相违背？ 在股市当中很多操作方法都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有很多问题就直接关系到投资结果以及收益率问题，下面我问您一个关于投资者权益保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年前希勒先生来京的时候，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美国是否有专门性的基金作为投资者赔偿，这个基金我认为应该是由上市公司高管或者相关人员由他们拿出部分收入作为信用保障。如果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专门的基金，不仅对中国股票市场，对世界股票市场公平都有很好的作用。谢谢！
Burton G.Malkiel：关于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当然我们可以在机制上做一些安排，比方说设立一些如果公司违规的话，公司给予补偿的一些资金。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当把这些资金拿出来的话，还无法补偿个人投资人。让我给你举个例子，这家公司叫做泰格（音），这家公司管理人实际上就是把钱从公司里面挪用出来，他给他的妻子在希腊开了一个非常奢华的宴会。在媒体上大家可以看到有关他的个人报道，他自己家浴室的帘布就花了几千美金。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CEO出了问题，但这家公司已经没有钱来补偿作为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人。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安然公司，在整个事件结束之后，安然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和资金补偿这些投资人了。所以我建议，作为个人投资人或者机构投资人，应该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多监督一下上市公司，同时多做一些工作。最好的方法来保护投资人，就是尽量确保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够提前的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抱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在美国市场上曾经发生过“漂亮50”的事情。在美国曾经发生过好几起这样的事情，由于某一些投资品种非常的流行，造成它的价值被高估了。在美国曾经发生过一个教授所称为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这个泡沫叫做网络泡沫，包括所有跟网络经济相关的公司都被很高的估价了。很多公司认为的故意在他公司的名字上加上.COM或者.CN，那么这家公司估值就会估计的过高起来。这些问题的造成就是有很多人在做市场投机行为。然而这个回答对于我们投资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很简单。作为投资人就是要分散投资，将这笔资金投资在不同样的投资工具上。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类公司叫做价值型的公司，实际上他们的价格是在上升。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有关网络经济上市公司的股票股价大跌，反而这些公司在2000年和2001年上升。当利息在下降的时候，我们在证券投资上，包括在房地产投资信托上的回报率都比较好。我非常的怀疑任何投资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能在类似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离开市场。我相信，分散化投资能够帮助投资人规避一些这样的风险（被疯狂的人推起来的股价风险）。
李全：实际上我们做投资的时候，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互联网泡沫不是短时间的，可能它持续三年或者五年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Burton G.Malkiel教授确实担任一些大型投资委员会的主席或者独立董事，他给一个建议就是尽量的分散化。假如你是价值投资的公司，在互联网泡沫很厉害的时候，相信它所占的市值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包括很大一部分互联网公司也会进入你的投资组合，在国内面临这样的情况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比如我是价值投资，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坚持我的理念，不符合我选股标准我就不选。另一种，刚才讲的分散化投资，也包括到我的投资组合里面，但可能跟你的理念有一些冲突，因为你选股标准不是那样的。还有一种就是全部做这样。我的问题是两个，Burton G.Malkiel教授在他投资过程当中给出的投资建议是什么样子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进，还是中庸的做法，也包括进去，虽然不符合我的投资理念。
Burton G.Malkiel：让我先做一个有非常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我解决办法也许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会让这个问题显得不那么困难。这里有一个很自然的区分，在成长类的公司和价值类的公司。作为成长类公司，通常都跟科技的进步和革新相关，包括现在刚过去的互联网泡沫和在美国“漂亮50”，当年高成长的公司都跟科技进步相关联。如果我们把考察的周期放的比较长的时候，作为回报率，成长型的公司和价值型的公司差距很小。实际上比较有操作意义的建议，我认为是叫做重新平衡。首先让我们来做一个假设，整个投资组合50％投资在价值型的公司，另外50％是投资在成长型的公司。首先我们再做一个假设，我们有50％的资产投资在成长型公司，成长型公司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迅速的价格增长，诸如像历史上发生的“漂亮50”和刚刚过去的互联网泡沫。现在整个增长到75％，重新平衡的策略非常的简单，因为成长型类的公司已经占到整个组合75％了，你就卖掉一些成长型的公司，买一些价值型的公司的股票，使我的组合又呈现出50％和50％。这不会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仍拥有50％成长类的股票，当这些股票大跌的时候，你仍然会损失不少的钱。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让这个问题显得相对容易，或者不那么困难，我们从成长类的公司获得一些收益然后放到价值类公司里面。我曾经做的很多研究和数据上的分析，在美国股票市场2000年、2001年、2002年的时候，当整个市场都处于萎靡比较下跌的状态。我曾经看到这样的公司，采纳了重新平衡的策略，不仅在成长型类的公司和价值型公司平衡，更多是在股票和房地产以及债券方面的平衡。有这样的投资人很成功的运用这样的策略，在2000年以及2001年、2002年的时候，当整个市场平均水平都在下跌的情况下，仍然盈利。
杨锐介绍第四季度投资策略建议
李全：接下来我有问题是问杨锐的，我正好有幸拜读你最近刚出的第四季度的投资策略建议，我看你做了比较多的国际比较，一个是跟香港市场，一个是跟美国市场作了比较，好象是说中国的股市现在从国际水平来看，哪些行业是高估的，哪些行业是低谷的，总的水平怎么样。希望你能够简单介绍一下投资策略报告主要的内容，以及你的结论是什么。正好今天我们有梅教授，他对国际比较也是这方面的专家，看你的结论能不能经得起专家的检验、推敲。
杨锐：非常高兴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第四季度策略报告的主要观点。这个季度很多机构关注的主题就是A股市场国际化或者全球化角度的比较。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流传所有的一种看法都是接轨论，接轨看法实际上有很重要的一点，接轨接哪一个轨？有很多人认为是接香港市场及其他海外市场的轨，你接轨接的自身也发生变化，另外宏观调控在上一个月份告一段落以后，大行的分析师纷纷调高中国概念股，对我们来说更重要是梅教授刚才说的，资产评估的角度看未来贴现的现值来看它有没有价值。第二，就是把方法和框架分清楚之后，按照这个方法和框架进行评估，比如A股市场有1400个股票，构成了物质水平比较高。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市值最大100个股票市盈率也就是22倍左右，从市值从100到400大概是40倍左右。整个市场会比较高一些，同时我们注意到博时的股票值覆盖股票在我们报告里面大家会看到，我们把博时覆盖250只左右的股票和S＆P500比较，我们的市盈率是20倍所有，S＆P是19倍左右。所以差距缩到比较小的水平。从行业结构来看，我们追求两个线索，一个是科技类周期类的股票，股票高估水平比较明显，其他公司从绝对层面上已经进入合理的水平上。我们跟美国市场隔的比较远，我们看周边市场，A股和H股比较，最多差到10倍左右，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差距收敛到了2倍左右，事实上有部分的公司H股股价超过了A股股价。借着梅教授刚才的启示，实际上评估除了静态市盈率之外，更看到了增长的潜力。我们甚至是到目前为止，仍然认为一些比较稳健的行业和公司，甚至在经过03年大幅增长之后，在04年、05年达到20％的增长水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叫做投向优质股，投向能够持续给投资者带来业绩增长，具有给投资者带来持续业绩增长能力的公司，所以稳健的机构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务实，比较有效的投资策略。
梅建平：我是很赞同你的观点，中国股票1300多只实际上不能完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一起看，实际上应该有好有坏，应该有区别。对一些好的企业进行一些仔细的分析，在美国的企业在新兴市场，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美国经济在起飞的时候当时的市盈率，当时S＆P的市盈率也是在20倍左右。但当时美国利率水平是比较高的，因此，大家如果注意到Burton G.Malkiel教授早上介绍连组的模型，在利息水平比较高的时候，市盈率相对比较低。利息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市盈率相对比较高一点儿。从中国利率水平来看，如果参照相同时期的利率水平，可能中国现在的200多只股票市盈率的水平，跟同期市盈率水平是比较可比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得到有长期投资价值的相同结果。
博时基金对A股市场具体的看法
刚才听你们对A股市场的分析报告，刚才听不是很清楚，我想听博时基金对A股市场具体的看法是什么？对投资者有没有具体的建议？我想再问一下Burton G.Malkiel教授，对博时看法有没有 认同？谢谢！
李全：刚才我问杨锐，他的看法基本上代表我对市场的看法。实际上这是第17期的投资报告，我们在做完了16期我们就想我们下一个重点是什么，我们实际上开展一个头脑风暴，大家怎么看A股市场。现在外部环境发展的特别快，现在涉及很多制度重构，作为我们公司必须强调我们作为价值投资的公司，我怎么来看A股市场。所以的话，我们头脑风暴大家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论，套用一句老话，不怕什么，就怕货比货。单纯放在那里大家没有什么概念，但一比的话，两个人的身高，你说1.74是低，但你要看跟谁比，如果跟1.68比就高，跟1.78比就低。国内投资者往往觉得香港是比较市场化的国家，他的水平，比如说我们说A股市场没有投资价值，我们经常说同样的股票A股是什么价，H股是什么价。但比的结果，通过三年治理整顿，公司治理结构，还有公司的盈利增长的话，我们比较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还是多少有一点儿出乎我们的意料。首先从市盈率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股票市场整体的市盈率开始跟国际上更缩小了，更接近了。比如香港市场可能是15倍的市盈率，我们现在实际上20来倍，20来倍高的部分主要高在哪里？高在周期性股票。反而我们在一些领域里面已经是比香港股票市场上更有投资的吸引力了，比如说公共设施这一块，我们上市公司可选择的面比他们的大，市盈率比他们还低，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高速公路股票的比较，高速公路股票比如沪杭甬在香港市场可能大概是26倍的市盈率，有的时候价格波动在26到24之间，在国内高速公路的市盈率比他还低，公司的质地比较还好，发展潜力比他还大，包括集装箱行业还有港口行业。像SP的股票，整个放大了，或者不太好的，比如家电类的股票。后来发觉跟刚才杨锐讲的一样，跟香港比不过瘾，我们再放更正宗的投资圣地美国来比，比出来的结果就是刚才杨锐大概讲的，我手里正好有一份投资策略报告，结论性的东西就是低估的石油、天然气、机械制造，被高估的行业是化学制品、耐用消费品、服装、汽车、汽车零部件、食品、制药与生物科技、软件与服务、半导体等。我们这有书面的材料大家可以参考。我讲这些的话，我们至少有一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股市在结构领域，某些方面是具有投资价值，并不是我们翻番讲中国股没有办法投资，或者怎么样一个情况。为什么现在还是非常低迷的情况，主要是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来自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比如说目前刚推出个人债务收购的准则，这些都是属于外部大环境的不确定性，投资最怕的就是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发展，可能会有投资者，但我不确定的时候，我先退出来。这是最基本的想法。我记得我上次914行情之前，正好9月7号、8号去黄山参加一个财务公司的论坛，做一个投资的演讲。我正好讲一个主题，而且打成黑字。通过这些分析的话，比如我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会在有价值的地方开展投资。但外部环境有不确定性，比如融资、大盘股上市还有外部不确定性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买股票的话，不仅需要证券的分析，还需要勇气和耐心，这就是我的看法。谢谢！这是我们最新赶制出来的，所以Burton G.Malkiel教授没有看到这个报告，他很难发表一个评论。
梅建平：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的略微广一些的话，他可以回答。比如对中国新兴市场价值投资到底是不是很有效。这个问题他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回答。
Burton G.Malkiel：在我评价投资策略之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公司可以定义为价值型的公司，甚至样的公司可以定义为成长型的公司？在很多情况下，区别是通过考核上市公司的价值和帐面价值的比率。即使有这样的比率，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看很多成长型的公司成长为价值型的公司。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美国有一家公司叫做GDS UNFANS（音），它是思科公司的竞争对手，在很多情况下都被认为是成长型的公司。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这家上市公司的价格上升的非常快，如果我们还是用股票价格除以帐面价值，那么它已经符合价值型公司了。这的确存在价值型公司和成长型公司定义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在美国很多投资人会用一种策略?GIRP的方法。这种办法叫做在合理价位下的增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但我很难定义它是成长型投资策略还是价值型投资策略。
李全：我再补充一点，根据我们现在对市场的了解，在这个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QFII是满活跃的，可以作为参考的指标来看。
封闭式基金高折价是否有很大的投资价值？
媒体提问：我首先表示对Burton G.Malkiel非常的崇敬，您在30年写的一本书，仍然现在被投资人奉为圣经，您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指数化的投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按照您的理论博时基金有九只基金，其实只有一只基金是做指数基金的，其他八只基金经理怎么办？因为他们是做主动投资的，是否投资人都应该放弃主动性投资基金呢？另外中国“漂亮50”为什么在03年被大家频频的提起，这是否跟中国市场本身看法有关系，很多人都认为中国1400多只股票，真正有价值也就是100只左右，这样就可以出现“漂亮100”的情况，现在随着基金越来越大，可投资，按照价值投资和谨慎投资的原则，他们会一只股票出现很多的基金在里面，这样会不会产生股票价格的泡沫，甚至出现泡沫破灭的可能性，针对中国基金现在目前的现状，Burton G.Malkiel教授有什么样的建议？还有请教梅教授两个问题，中国A股国际化，如何做国际化？大家都在谈国际化，国际化是什么标准才能谈得上中国A股的国际化，仅仅是市盈率降低的国际化，还是什么样的国际化。您也做过封闭式基金研究，针对中国现在封闭式基金高折价是否有很大的投资价值在里面？
Burton G.Malkiel：首先我很感谢你表达敬慕的心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博时基金公司在他管辖之下有很多基金品种，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作为董事的先锋集团的情况。在最近一段时间我所推荐的投资策略，也是把主动式投资的管理策略和被动式（指数式）投资的管理策略综合在一起。这种投资方式目前在美国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和流行，尤其是在机构投资里面，这种方式或者叫策略，主要是有一个核心的投资的方式，再加上卫星投资。整个市场总额的核心资产主要是投资在指数品种上，或者是增强的指数品种上。卫星资产主要是投资在主动管理的品种上。这种投资策略或者方法可能非常有效果，如果是卫星资产和相关资产系数相当的低。我们举例说明，在先锋集团有一个基金品种，是投资于健康保险医疗方面的品种。关于这个品种，本身这个产品做的非常好，而且这个产品和整个的市场之间的相关系数非常的低，可以帮助降低整个组合的风险。我必须得承认，我尽管是指数投资非常大的用户者，作为我个人的投资组合中的核心资产是指数产品，卫星的资产也是一些主动管理的品种。
你另外一个问题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刚才所讲到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介入了“漂亮50”这件事情。我再来做另外一个观点的陈述。在美国作为小型成长型的公司，这些小的成长型公司只比大型公司略微高一点儿，从比较长远的角度来看，小型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比大型公司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一些。在今天上午另外一个会议上我曾经到过，对外美国有50年的历史，大型公司的回报率大概在10.4％，而小型公司年回报率比10.4多两个百分点，大概是在12.5个百分点左右。这是我的建议，不要把你的投资局限在大型的增长性公司，把你整个投资组合变得更宽一些。同时我也注意到你谈到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这些正好也是小型公司的问题。我希望当机构投资人如果买到这些公司的股票之后，能够持续监督这些公司，并且给予这些公司压力来提升这些公司的管理。我想在提升公司治理动作中间，投资人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梅建平：我对刚才你提的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回答。关于封闭式基金很高的折价，它作为长期投资的价值方面的问题。我想在目前的情形下，我认为他们不视为一种长期投资的品种。当时我们在那本书里面，我们当时列举了三条理由，第一就是和相同类似的基金相比，或者开放式基金相比，封闭式基金有比较好的折现的话，投资人可以在同样的价格得到比较高的股利率，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从历史长期趋势来说的话，比较高的折现有一个均值回归现象。第三个好处就是刚才杨锐已经介绍了，像中国的资本市场目前实际上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面，在这样大趋势下面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国封闭式基金定价会由新兴市场逐渐向全球封闭式基金定价趋同，而这种趋同也意味着我们高折线不可能是很长期的现象，现在美国市场折现率是比较低的，从长期趋势下，投资者如果采取长期投资眼光的话，这里比较有很可能的高的资本力的可能性，从三种原因综合来看，我认为现在封闭式基金是很好的工具。
李全：封闭式基金无论转到开放式基金还是到期清算，还是要注意两个事情，一个是道德风险，现在到期都是小盘的基金，如果是遇上恶意的，我想不会发生，但是什么都有可能，以防万一，还是要找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好的基金管理公司，因为它发生这种事的概率相对会小很多。还要注意一下，本身并不能够保证你一定盈利，因为在这个期间股票市场是波动的，如果股票市场跌了30％，也会跌，没有这样了。同样的条件下，投资这个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好的机会。如果你在同样的条件下，我觉得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加全面一点儿、周到一点儿。
Burton G.Malkiel谈成长型公司投资策略
媒体提问：感谢Burton G.Malkiel教授和梅教授的精彩回答。现在国际基金业都非常喜欢用全球视野说话，从全球视野看市场就两类，一类是成熟的市场，一类是新兴的市场，两类市场都有各自的魅力，成熟的市场魅力就是规范，规范风险就比较小。新兴市场魅力就在于不规范，不规范就具有很多潜在没有被发掘的机会，如果让Burton G.Malkiel教授投一类市场的话，不知道Burton G.Malkiel教授会投哪一类市场。如果你准备进入新兴市场的话，您会实现去做哪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您会更多的关注这个市场所在国家政局稳定性，以及在区域经济的地位，或者到实地看一下人民生活状况，或者去看一看他对外来实业投资吸引力什么的，我很想知道为了准备投资一个新兴市场，事先都会准备哪些工作？第三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您怎么判断一个市场从总体上说，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你是否更多的看把它股票算一算，加起来的市盈率，或者横向市场做一个比较，认为谁的市盈率低谁具有投资价值，还是你有其他的标准？谢谢！
Burton G.Malkiel：其实这个问题又回到我们曾经谈到成长型公司投资策略，我认为在中国市场应该是全球最好的，有成长型公司投资机会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到中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增长率从9％掉到6％。但反过来看，如果美国市场能够拿到5％GDP的话，我们会说整个美国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作为全球化的投资，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市场加进去，因为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快速的增长过程。同样我想说一声，如果一个能够充分分散投资风险的话，要有一部分投资在印度。我想如果能够投资在类似像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里，我愿意付更多的市盈率的倍数。我会倾向于投资在这样的投资策略里，就是充分分散我投资在不同的新兴市场里。当我如果在不同的新兴市场里分配我的资产，哪些新兴市场会多一点儿，哪些新兴市场会少一些呢？不单看新兴市场市盈率的倍数，而是看这些新兴市场的前景。
Burton G.Malkiel回答搜狐网友问题
李全：我们同时在搜狐网上进行直播，我们先回答网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两位海外专家问的，你们如何进行理财？做投资吗？如果做，有多少是投资在新兴市场，多少买股票，多少买房产 等。两位专家如果买中国基金，如何买？为什么？
Burton G.Malkiel：我首先回答资产配置的问题，无论哪一种资产配置，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当一个人在20岁到30岁的时候，他会不断积累他的储蓄来准备他的退休，为他做的投资组合，跟已经现在60岁、70岁，使用他退休金的组合会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会向比较年轻的人推荐比较有风险的投资的组合，甚至包括一些机构投资人，举个例子像我所作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他的投资组合也可以承担一些额外的风险。它的教师退休基金会有很多是捐赠，捐赠之后就是他的钱了。这些风险投资组合很大部分会投资在新兴市场或者股票上。对年纪相对大一些的人，比如他在退休年龄，我推荐的投资组合就比较保守一些，大部分会投资在债券上，或者房地产信托上，或者一些公司主要是以付股利为主的上市公司，这样可以保证他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另外一个资产配置主要是给保险公司或者退休金的基金公司，它投资的久期一定要跟债务的久期吻合。在美国曾经发生很多公司的破产，就是因为他们投资的久期和债务的久期不太吻合。
梅建平：教授跟我的理念有相似之处。我个人的投资理念，平衡风险运用当中，不但要考虑到组合之间的平衡，还要考虑到国内和国外资产的平衡。作为我个人来说，由于我在美国和中国两边都走，我资产组合里面不但有美国的成分，实际上也包括中国的成分。我今后可能消费一部分是要在中国消费，因此必须要有一部分是中国的收入。另外一部分，这里要提一下从我个人研究结果来看，我自己感到作为新兴市场，特别是像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但土地又比较稀有的国家来说的话，房地产市场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尽管现在有些地方，还有有些房地产开发品种上面出现有泡沫的现象，但作为长期投资来讲，我认为如果投资者有能力的话，还是可以考虑，作为长期投资的一个组合的一部分。
Burton G.Malkiel等嘉宾回答媒体提问
媒体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教授提到的，是否能在事件发生之前提前的观测到或者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中国目前状态下很多信息都是不对称的，很多信息都拿不到，如何做到这一点。第二就是教授比较倾向于长期投资，那么长期投资多长叫做长期的投资？
Burton G.Malkiel：我不相信时机的选择，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想抓住美国市场的时机，或者欧洲市场的时机，或者新兴市场的时机，但我不相信他能够做成功。你要想投的话，现在就开始投，只是说现在投一部分，过一段时间投一部分，这样可以做到让你的组合成本平均化。你第一个问题，我并不想低估对上市公司监控的难度。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股票被公众所持有。我认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实际，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很多依赖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增长。我也同意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以及保持持续监控上市公司不是一夜就能够发生的，但在我们投资人努力之下，五到十年以后整个中国市场应该非常透明，同时公司治理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媒体提问：我代表中小投资者给Burton G.Malkiel教授和梅教授提一个问题，在现在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是占主要话语权，作为中小投资者怎么寻求生存之道，作为Burton G.Malkiel认为对基本面的分析认为是时过境迁了。作为投资方法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作为中国投资者有几个不确定因素，一个是油价高起不下，连创新高。另外就是人民币升值，到底什么时候升值，时间，包括升值的幅度。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如何做出他们的决策？
杨锐：我个人觉得中小投资者毕竟投资是很严肃的事情，要做大量的专业知识研究，我认为还是买一个信得过的基金比较好。
Burton G.Malkiel：在证券投资市场上这么多年，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在我跟随证券市场30多年发生过很多的事情。我认为在我的投资生涯里面，最好进入市场的时期就是当弥漫了很多不稳定性的时候。最近的一次介入新兴市场最好的机会，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油价上升，我认为还会持续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是肯定的，在未来某一点肯定会升值。对于通货膨胀，确实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面临价格上涨的时候。当一个市场有非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时候，这正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来介入这个市场。如果你跟我一样相信中国在未来同样会有很多的增长的时候，你就不要介意不确定性因素，在现在就应该介入这个市场。
梅建平：我想补充一点，从海外投资角度来说，对中国长期发展是有信心的话，现在市盈率跟国际接轨比较接近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币的重新汇率调整，可能还会使投资者得到汇率上的资本利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票面对海外投资比较有吸引力的地方。
Burton G.Malkiel教授说，愿意为新兴市场支付更高的市盈率，我想知道这个水平大概是什么标准？
Burton G.Malkiel：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给一个具体市盈率的数字。因为有部分的原因是很难比较各个公司收益的质量。因为在给上市公司市盈率做估值的时候，关系到很多上市公司的评价，尤其我认为如果国际的会计准则能够更有效的、更全面的运用，那时候会作出比较好的评判，现在是比较难的，对于不同公司的判断会比较不一样。
梅建平：在我们《全球早商机》的书里面，我们提出比较大致的衡量方法。如果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之后，折现率在各个国家大致一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林奇的比率来衡量，如果企业盈利的增长如果比美国公司高50％的时候，中国市盈率也可以比美国市场高出50％。也就是增长除以市盈率然后各个国家进行比较。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在比如“漂亮50”、“漂亮100”什么时候他们走到极端，如果他们市盈率和增长率之比，大大超过或者低于其他公司的时候，那也就是基金行业或者投资者应该进行调整的时候。
李全：我对中小投资者的建议，一定要相信朴素的道理。不要把问题搞的非常复杂，刚才实际上Burton G.Malkiel教授也讲了，耐心，然后平均的投资方法，虽然说起来非常简单，而且不断的重复，大家觉得没有任何的新意，但是最适合的投资方法。发挥投资者优势，要更有耐心，不要相信一些神话，要踏踏实实做一些功课，选择一个好的管家，这就是他们的投资之道。不求一夜暴富，但求稳健长足的增长，这是非常好的方法。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就需要我们的耐心、勇气、定力，这是我的想法。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Burton G.Malkiel教授、梅教授来参加我们跟媒体朋友进行互动，也非常高兴媒体的朋友对我们这个会议的支持，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麦教授和梅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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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2005
闽发2005
盯住风险，利润自然而来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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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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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MX完早餐好好看看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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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可能发生的走势，只有想象不到的走势。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要用历史的胸怀去体味世界，使自己省察内心，进而辛勤劳作！
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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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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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谈理论都一套一套的，说的真好听。可是让他们操作股票的时候，鬼知道那时候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可我知道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提前猜透他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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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可能发生的走势，只有想象不到的走势。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要用历史的胸怀去体味世界，使自己省察内心，进而辛勤劳作！
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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